针尖上的艺术！这位“绣郎”让广绣走出画框，穿到了身上

司法机关不敢将司法为民的理念推向极致，必须时刻关心法律效果，所以是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没人敢不提法律。

[51] 参见王胜俊：《大力完善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人民法院报》2012年1月6日，第001版。从这次改革我们也可以看出，司法领域的制度革新不仅要知道这是法律问题，还要知道这是政治问题，否则很难成功。

[7]实际上司法为民是十年前就被提出来的，那么如何理解这十年的司法为民实践，尤其是五年以来的种种司法改革措施？司法改革是不是真的离法治越来越远？本文试图以司法为民为切入点，分析这一时期的司法政策。[5]现实的司法政策主要是在法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中和，我们力图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求得平衡，一方面要保证司法工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另一方面也尽量去回应社会需求，满足执政党的社会政策之要求，做到三个至上。但是这样的分析的难点在于，当我们说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样，都同时扮演了政党治理的手段时，我们为什么说司法具有主权之维，而不去说行政机关，如教育局、卫生局、税务局也承载着主权维度上的政治哲学含义？换句话说，司法的主权之维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里需要厘清中国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互相关系，尤其是司法与行政在承载主权维度的意义上的不同。参见：[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第三版）》，任东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李木庵改革（1942-1943年） 当我们提到陕甘宁时期的司法传统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代表的司法的群众路线，实际上这已经是陕甘宁时期司法制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之前经历了雷经天主导的大众化司法初期阶段和以李木庵的专业化改革为代表的第二阶段。

[74] 中国的司法机关不需要处理这种根本性的宪政危机，法院不需要直接处理宪法问题，准确地说，不需要通过审判来处理宪法上的危机，如良性违宪就不需要通过法院来认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能援引宪法法条，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确定的规则。回到国家和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上来，在遭遇新问题时，法学理论上可以有所创新，也可以停滞不前，但是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则有更加紧迫和严格的要求，第一是及时的解决纠纷，第二是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对此，中国法学尚未能够真正从法律系统的分出及其自主性角度来理解和处理这个张力问题。

意义的同一化不是意味着将单个预期串联起来，相反，它是作为持续存在的并可以对个别预期产生影响的一般性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系统在社会维度上的分出是以法律制度的反身性为前提，同时，这也是法的自主性之前提。（二）精英司法与民粹司法之争 通过法律移植，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已经到了一个基本阶段，初步实现了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现代化。否则，它就是法律系统的异己描述。

不过，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命题似乎没有关注这个深层问题。质言之，当下法律运作的时间化就构成了一个闭环。

而且，法律的认知开放是建立在规范（运作）封闭的基础上。法律移植就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不过，二者都没认识到法律是一个既在规范上封闭且在认知上开放的社会系统。在现代法学理论中，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是支持和捍卫法的自主性。

其次，法的自主性问题涉及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社会脉络之间，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法学犹如遭遇斯芬克司之谜的俄狄浦斯，在解开法治谜面的同时，却未能真正揭示谜底。在这个意义上，法理论对法的自主性之描述属于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而否定法的自主性之描述则属于法律系统的异己描述。

这三次争论分别在法律规则、司法运作和正义论证等不同层面触及到法的自主性问题，不过，这些争论却一再遮蔽了法的自主性问题。因此，我们要讨论法的自主性问题，就必须进入具体的中国法学语境，对法治谜面及其争论进行重构式的解读。

为此，法律系统必须去悖论化，将悖论展开或者掩藏起来。这意味着法律系统是一个自创生的社会系统。

双方协商只要一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正是契约稳定预期的方式。社科法学关注法律实践的事实维度，如行为和社会结构。为了缓解这种张力，中国法学界提出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建议，以期在法律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譬如，法律现实主义就对法律的确定性提出质疑，批判法学运动和后现代法学更是颠覆法的现代性及其法治理想，认为法的自主性只是一个神话。另一方面本土资源论则否定法的自主性，认为法律是社会的镜像，作为地方性知识，法律规则无法移植，法律制度及其运作不能脱离其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与法律全球化交织在一起，法律移植为中国社会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现代性的规则和制度，如民商事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投资法律制度等。

无论本土资源论，还是民粹司法论，抑或社科法学，都一脉相承，质疑法的自主性。在中国法学语境里，法的自主性犹如一项斯芬克司之谜。

这个特征是对现代社会基本结构的描述。进入专题： 法的自主性 法的现代性 法治谜面 法律悖论 系统论法学 。

同时，这个制度化的预期是以第三方预期的预期为基础。法的统一性及界限与法的自主性及条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五，普遍与特殊的矛盾。换言之，法律对社会环境的统治和支配，是以法律本身的自我统治和支配为前提。如此，在法律系统中，司法承担着对法律系统悖论的管理，即法律系统自己决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这个任务涉及法理论的功能，即对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及界限进行反思，并捍卫法律系统的统一性。

如此，司法得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化决定系统而分出。如此，法律规范所支持和维护的预期才具有稳定性。

第一种模式以职业主义为导向，它是以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纲要（1999-2003年）》为纲领。另一方面法律预设了社会环境的存在和影响，即法律依赖社会环境提供其运作的条件，如信息和能量等。

譬如，在古巴比伦和古希伯来社会就存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正义观。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系统在事物维度上的分出是以法律系统的同一性为前提，同时，这也是法的自主性之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功能就是使行为预期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这个功能就是法理论必须对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和界限进行反思，并捍卫法律系统的统一性。虽然机器学习可以使认知性预期取代规范性预期，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两种预期在功能上是等同的，并不意味着这两种预期的分化被取消。这意味着唯有凭借意义抽象（即一般化）的帮助，人们才能避免诱发冲突或矛盾的预期。

当法律移植通过立法对社会秩序进行直接的干预时，法律却可能与社会秩序固有的自发力量产生冲突。两种视角的冲突，使法的自主性问题变成了一个悖论。

系统论法学认为法律是一个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观察和自我再制的社会系统即自创生的法律系统。可见，意义提供了预期的脉络，它调整着从一个预期到另一个预期的转换，还调整着体验与失望如何进入预期脉络，以及调整着以新的预期替代旧的预期，等等。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凸显了两种研究进路的差异，尤其是在司法裁判的论证进路上，社科法学强调语境论和后果论，法教义学则提倡体系论和原则论。反之，以民意为依归来构筑司法公信力的命题却可能遮蔽法的自主性问题。